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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共出版各种古籍整理出版物18799种,的改革开放40年古籍出版成果展分享会

日期: 2020-03-23 18:05 浏览次数 : 198

文:王琳杰

中华古籍浩如烟海,如果不加以整理,恐怕难以为今人所用。然而,对于投入大、收益少的古籍整理工作来说,目前遇到的最大麻烦却是盗版,一套历经数年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不出两个月,就会有盗版书出现,或者直接被贴到网上。版权得不到有力保护,使得本就脆弱的古籍整理行业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和挑战。

改革开放40年, 是中国古籍整理最为辉煌的时期, 古籍整理的范围扩大, 数量猛增, 精品不断, 其发展之快, 成就之大, 迈越前代。我们先看一下数字, 据杨牧之统计, “截至2002年, 新中国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总计已逾1万种, 是现存传世古籍总量的近1/10, 近20年 (即改革开放以来) 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 占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物总量的80%”[1] (P105) 。另据报道, 从改革开放之初到2011年, “我国已整理的古籍中, 仅单本已有1万多种”[2], 这还不包括各种大型系列古籍整理。对此, 肖炎明曾作过详细统计,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共出版各种古籍整理出版物18799种, 达到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的8.5倍”[3]。改革开放至今, 整理出版的古籍近2万种, 这是非常让人惊叹的数字。此外, 改革开放以来大型古籍整理项目引人瞩目, “九全一海”、“四库系列丛书”、“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华再造善本》、《中国地方志集成》、《中华大典》、《儒藏》、《子藏》、《子海》、《大中华文库》、《中国农业古籍目录》、《中医古籍珍本集成》、《中国传统工艺全集》、《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中国地方志集成》等等, 皇皇巨制, 让人叹为观止!出土简帛、金石碑刻、档案文献的整理以及古籍数字化, 同样数量庞大, 成绩斐然。可以这样说,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古籍整理和研究都是之前任何一个时期所无法望其项背的。关于这一点, 有不少专家学者都撰文予以肯定, 此不再重复。拙文主要讨论的问题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古籍整理有什么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有哪些新的发展趋势?存在哪些问题?期望通过这样的分析和反思, 对未来的古籍整理事业可以更好地发展提供借鉴。

10月13日下午,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原齐鲁书社社长宫晓卫、凤凰出版社总编辑姜小青、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齐聚“海上博雅讲坛”,展开一场题为“新时代,‘古籍出版’再出发”的改革开放40年古籍出版成果展分享会。活动由上海市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图书有限公司业务顾问陆国强主持。此外,在 “国风古籍节”之际,上海图书有限公司于10月13日至10月31日在上海古籍书店举办“改革开放40年古籍出版成果展”,向广大读者集中展示“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奖”获奖图书。

古籍作品盗版严重

一、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40年古籍出版成果展”

古籍整理有标点、校点、笺注、集注、汇注、翻译、编撰、影印等多种方式,每种形式都凝聚了整理者的智慧和心血,但人们对古籍整理作品的保护意识普遍较弱。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李致忠说。

改革开放40年来, 古籍整理工作的最基本特征是由国家主导, 规划有序, 系统推进。在中国, 古籍整理一直是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组织、有规划、有秩序、有目的的向前推进, 表现为极强的连续性和系统性。虽然在国家主导下进行古籍整理并非始于改革开放新时期, 但是对古籍整理工作指导最到位、影响最大、取得成效最显著的是这一时期。

讲座现场

目前,中华书局几乎所有的新整理古籍都遭到侵权。 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顾青说,中华书局的法律顾问要常年为这类情况去维权。顾青分析,古籍遭遇侵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上对古籍整理的认识和理解有偏差。不少人质疑,古籍整理无非就是加上标点和注释,这样简单的加工就能拥有著作权吗?还有一种看法是,古籍都是老祖宗留下的财富,绝大多数超过了50年的版权保护期,进入公共领域,就应该全民共享。

1981年9月, 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 明确提出“整理古籍, 把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 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重要工作”[4] (P1) 。在阐明古籍整理重要性的基础上, 该《指示》还对古籍整理领导组织的成立、规划制定、人才培养、整理成果的出版、经费保障等都提出了具体的办法和要求。这说明,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古籍整理事业, 改革开放伊始就把它上升到国家层面来进行组织管理, 为古籍整理有计划地开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提供了一系列保障。

古籍整理:小行当里的大作为

这样的认识是不对的。打个比方,莎士比亚的作品已经过了版权保护期,但是如果有人把他的作品翻译出来,那么翻译者就享有著作权。顾青说,古籍整理也是一样的,古籍原本没有标点,篇章很乱,古籍整理者把它重新编定秩序,加了标点,做了注释,甚至还进行翻译,这些都带有很高的知识含量,需要非常专业的人从事这种工作。

第一, 自上而下成立了各类古籍整理出版领导机构, 在不同层面上指导、规划、协调古籍整理工作。从国家最高层面来看, 1958年, 国务院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但在1966—1976年的特殊历史时期里, 古籍整理工作陷于停滞,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不复存在。1981年12月, 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 领导和协调全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5]。在此影响下, 1983年1月, 卫生部正式成立“中医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 负责规划、协调中医古籍整理出版工作[6] (P253) ;1983年9月, 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委员会 (简称“高校古委会”) 经教育部批准成立, 负责指导、协调高校古籍整理及人才培养工作[7] (P16) ;1984年7月, 团队民委成立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 具体组织、协调、指导少数民族古籍的抢救与整理出版工作[8] (P48) ;专家学者也建议农业部成立农业古籍出版规划领导小组, 有计划地开展工作[9] (P114) 。此外, 各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各种古籍整理出版领导机构, 指导协调地方古籍整理出版。这些古籍整理出版的领导机构, 归属于政府部门, 经常召开古籍整理工作会议, 总结古籍整理工作的经验, 研究古籍整理存在的问题, 讨论古籍整理的发展方向, 发挥着主导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召开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时, 党和国家领航者常作出指示, 以体现党和国家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重视及关怀。所有这些, 都对古籍整理事业的顺利开展起了极大推动作用, 也使古籍整理工作较好地服务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事业发展战略。

通常现在把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前的书,1912年后用传统写法、印刷的书以及出土文献都纳入古籍范畴。实际上,古代文人看书、刻书、抄书、藏书等一系列行为就是早期的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未经整理的古籍艰涩难懂,整理之后才能为现在所用。看似微小的句读、标点、注释,事关中华文化的解释与传承,“虽然古籍整理是很小的行当,但是意义很大,大到我们传统文化绵延不绝。”高克勤说。

目前,数字化环境下的盗版是古籍整理面临的巨大挑战,出版社之间的盗版也频频出现。影印涉及不到改编、注释、翻译,我们通常认为这不是一种整理和再开发,实际上这种观念是非常错误的。影印是把古籍经过策划后合理地归类,通过高精度扫描,近乎于原样出版,这种整理工作为专家学者提供了最基础的第一手研究资料。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方自今解释说,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稀见方志系列,就是工作人员在遍查全国方志的基础上进行影印,很多方志都是孤本。

第二, 制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有计划地进行古籍整理。古籍整理既是古籍整理方面专家学者个人的志业, 更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进行的一项重大文化建设事业。中国古籍浩如烟海, 数量巨大, 没有规划就会陷入盲目整理的泥淖之中, 混乱而无序。正因为这样, 改革开放40年来, 古籍整理的规划性越来越强。就全国性古籍整理出版来讲, 改革开放40年来,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共制定六个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即《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1982—1990) 》、《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 (1991—1995—2000年) 》、《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九五”重点规划 (1996—2000年)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 (2001—2005年) 重点规划》、《国家古籍整理“十一五” (2006—2010年) 重点规划》以及《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在国家层面上如此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规划古籍整理工作, 是前所未有的。此外, 各部委也都制定了本部门、本行业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例如, 1982年, 在卫生部领导下, 制定了中医古籍整理出版九年规划, 拟整理出版中医古籍686种[10];在农业部领导下, 农业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座谈会拟定了1982—1990年九年选题规划 (草案) [11]。1986年, 在国家民委领导下, 制定了1986—1990年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开始对少数民族古籍进行搜集编目, 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民族古籍的整理[12]。在教育部指导下,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多次召开古籍整理与人才培养工作会议, 设立高校古籍整理项目, 制定古籍整理人才培养规划[13] (P6—167) 。地方史志协会也拟定方志整理出版规划[14] (P220) 。各省、市、自治区制定有本地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通过这些不同层次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制定、落实和实施, 较好地推动了改革开放以来古籍整理事业的全面协调发展。可以这样说, 从国家到地方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科学制定, 使得“一个由团队主导、体现国家意志、代表国家水平的脉络清晰的古籍 (整理) 出版体系已经形成”[15]。

古籍整理工作是保护中华文脉、延续中华文化抢救和传承的工程。

古籍影印不仅包含了编者的辛劳,而且出版社在利用各馆馆藏古籍文献时,都需要向相关的收藏馆支付费用。我们曾经花过很高的成本,如为影印藏于俄罗斯的一部《红楼梦》重要版本,我们支付了1.8万多欧元的底本使用费。但事实上,我们整理的影印本一旦出版面世,其他出版社甚至私人书商马上就会据此翻版盗印、低价倾销,导致我们的影印本反而卖不出去。方自今说。

第三, 设立古籍整理出版机构与古籍整理研究和教学机构, 有组织、有系统地开展古籍整理图书出版和古籍整理研究人才方面的培养。1958年, 中华书局被指定为专业古籍出版社。改革开放之后, 古籍整理事业迅猛发展, 中华书局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古籍整理图书的出版。为了适应改革开放以来古籍整理事业的发展,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与相关部门协调, 一批专业的古籍出版社纷纷出现, 除了中华书局之外, 一些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古籍图书出版社, 超过20余家。再加上其他出版社承担了部分古籍的出版, 古籍整理出版能力空前增强, 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中华古籍浩如烟海,今天所见到的大量古籍遗存也只是古人创造文化典籍的极少一部分。“我们经常说‘十不存一’,中华文化生生不息,正是因为中国有足够多的人口,有足够多的文化创造,扛住了毁灭,扛住了摧残,保存了古籍,中国文化才保存下来。”顾青说。得益于中国古籍的整理与传承,中华文明从未中断,才能实现一代一代的薪火相传。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古籍整理是一项代代相承的永恒事业。中共中央在《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中特别强调对古籍整理人才的培养问题, 因此, 建立古籍研究与人才培养机构, 势在必行, 否则古籍整理事业难以持续发展。鉴于此, 教育部于1980年代初在文史基础较好的高校陆续建立了一批古籍整理研究和人才培养机构, “1983年至1984年间, 全国高校先后建立起70个古籍整理研究教学科研机构, 其中20个研究所室和4个古典文献学专业为古委会直接联系的单位”[16] (P9)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 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研究人才培养规模不断扩大, 并形成了从本科生、硕士生到博士生的层次分明而又系统的古籍整理人才培养体系。此外, 各级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机构和各高校相关研究机构定期或不定期举行各种各样古籍整理短期培训班, 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以全日制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培养为主, 以短期培训班为辅的古籍整理人才培养机制, 40年来培养了大批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研究人才, 为古籍整理事业有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上海古籍书店内展出了2008至2017年的37家出版社的获奖图书,约600种。“能够参加全国古优秀古籍评奖的书都是名副其实的好书,一等奖尤其是,这些是大家业内成果的展示。”宫晓卫说。

第四, 设立古籍整理优秀图书奖, 鼓励古籍整理多出精品, 提高古籍整理质量。团队对古籍整理的引导作用还表现在对优秀古籍整理图书的奖励方面, 在国家层面上设立优秀古籍整理图书奖, 逐步提升古籍整理质量, 在古籍整理出版领域形成了良好的学风。1992年, 新闻出版署和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奖”颁奖大会, 奖励了117种优秀古籍整理图书。这次古籍整理图书奖评出后, 又连续在《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上刊登“古籍整理获奖图书经验谈”, 交流成功的经验。此后又连续举办多届全国古籍整理图书奖, 在古籍整理与研究领域产生了较好影响, 切实提升了古籍整理的质量。2006年,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设立“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奖”, 自2006年起, 每年评选一次。这些举措, 强化了古籍整理出版的质量管理, 并在提高古籍整理质量、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改革开放至今四十年间,是中国古籍大规模整理与出版的阶段。许多古代遗存重新出版,经史子集中重要的典籍都有很好的整理本,出土文献的影印整理出版也有较大突破,如从国外藏馆拍摄流失敦煌卷子等资料,出版社将来自俄藏、法藏、英藏等敦煌卷子影印、整理和出版,推动了敦煌学的研究。

由以上可以看出, 改革开放新时期, 国家对古籍整理作了自上而下的指导, 通过编制规划、实施项目、建立研究出版机构及人才培养机构等措施, 组织有关专家、高校、出版单位及各行业部门来落实古籍的整理、研究、出版以及人才培养等系列工程, 已经建立了一个由团队主导、古籍领导机构协调、专家发挥特长的古籍整理研究、出版和人才培养机制。正是这种有领导、有规划、有协调的机制, 使得全国的古籍整理研究、出版和人才培养得到有效管理及调控, 古籍整理出版了一系列具有文化战略意义,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古籍项目。

古籍整理出版规模浩大之外,地方古籍社成立、古籍社长年会制度化、全国古籍图书评奖回到正轨以及《中华大典》修订完成,都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古籍整理出版繁荣发展的表现。齐鲁书社是第一家地方专业古籍出版社,“地方文化是中华文化瑰宝的一部分,各地把自己地区文化、古籍整理做得有声有色,形成了整个古籍整理的局面,全国古籍整理的工作向前推动了一大步。改革开放40年里所做书的质与量都非常瞩目。”齐鲁书社原社长宫晓卫说。近十年来,《江苏文库》、《浙江文丛》、《广州大典》等多个地方古籍整理相继启动,这也是今后古籍整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二、发展趋势

讲座现场

改革开放40年来, 古籍整理事业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

在古籍整理的黄金时代应该做些什么?

(一) 古籍整理范围扩大, 整理成果渐成系列

谈到新时代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的未来发展,几位总编不约而同谈到了数字化、文献深度整理、人才队伍等。

改革开放40年来, 古籍整理的总体布局迅速扩大, 选题范围明显拓宽。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们一直关注较多的传统的文史哲古籍整理数量迅速增加, 且出现诸多规模巨大、数量众多的集大成之作。如历代总集、别集以及一些大型的类书、丛书等。一向不为人瞩目的民国文献, 此期间也受到关注, 诸如《民国笔记大观》、《民国文献资料丛编》以及《民国期刊资料分类汇编》等被整理出版, 引起了广泛关注。一些地方古籍和文化资源在当地政府及各高校的大力合作下, 也被挖掘出来, 整理出了一批很有分量的地方文献, 如“安徽古籍丛书”、“湖湘文库”、“巴蜀丛书”、“辽海丛书”、“八闽文献丛书”、“绍兴全书”、“山左名贤遗书”、“豫章丛书”、“云南史料丛书”等。这些都是传统文史哲古籍整理扩大的具体表现。二是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备受关注, 科技类古籍整理得到重视。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体现着国家对少数民族典籍和文化传承的重视, 在国家民委的规划下, 系统整理出版了民族特色浓厚、版本珍贵、富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少数民族古籍。中医古籍、农学古籍及旧方志的整理都取得了很多标志性的重大成果。由原来注重文史哲文献的整理发展到对少数民族文献以及中医、农业等科技类文献的整理, 古籍整理的范围越来越大, 举凡在祖国古代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各类古籍, 都被有计划地整理出来, 很多都是前代所不曾涉足的古籍整理项目, 这是改革开放以前所没有的现象。

基本文献的深度整理是新时代古籍整理的重要工作。文献的深度整理需要专业的学术眼光和学术判断,如敦煌卷子中有佛经和非佛经,都需要做学术判断。“文献深度整理,仅仅影印不够,大家希望经过校勘、标点,甚至注释,能够被我们真正使用,需要有专业人士把这种古籍整理工作做起来。当下是中国古籍整理的黄金时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顾青说。

随着改革开放40年来古籍整理范围的扩大, 古籍整理的系统性和系列性也逐渐显现。其大致情况如下:

数字化是古籍整理出版探索发展的新方向。作为古籍出版的老大哥,中华书局在古籍数字化方面作了许多探索,如成立专门做古籍数字化的公司、开发“中华经典古籍库”等。刚推出的专业门户网站“籍合网”开创了古籍整理的新模式,通过提供在线编辑与协作,实现全流程的古籍在线整理和线上成果发布。古籍整理工作平台可以发布各种招募令,读者、传统古籍爱好者都能参与到古籍校对、编辑、审稿的工作。同时,这里有传统文化爱好者的专属社区,用户可以在社区互相交流、学习。“我们现在正在承担国家重点项目《中华大藏经·续编》,两亿多字,压力很大,通过网络技术手段,建立古籍整理工作平台,我们可以在线上一起做。我们在全国招募了几千位大藏经的爱好者,来参与编辑的工作,形成古籍整理新生态。中华书局出版社之外,有大量的高手能从事这样的工作,我们每个月能够完成的校对量和编辑量增加,我们一起完成重大古籍整理项目。”顾青说。技术加持为古籍整理开辟了新的空间,也开启了加速器,古籍整理的速度、规模、效率、质量都有所提升。

古籍整理目录系列:编纂出版了《中国丛书综录》、《古籍图书目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新祖国古籍整理图书总目录》等综合性目录著作以及《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祖国农业古籍目录》等专业目录著作。这些古籍整理目录标明了每种书的版本和馆藏, 汇集、整理了世界各地收藏的现存中国古籍的绝大部分版本, 是集中全面清理古籍总量的集成性成果, 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 也为今后的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了一座完备的信息资料库。

数字化为古籍整理带来了便捷,但古籍整理的标准没变,古籍整理者依然要做得了冷板凳,下得了苦功夫。“古籍整理要有弘扬传统文化的责任和自豪感,要有定力和责任把古籍出版一代一代传下去,创造古籍出版再辉煌的40年。”高克勤说。

“四库”系列:整理出版了《四库全书》 (包括文渊阁《四库全书》和文津阁《四库全书》两种藏本) 、《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及其《补编》、《四库未收书辑刊》等, 并影印出版, 使中国古籍灿然备列。

“九全一海”系列:即《两汉全书》、《魏晋全书》、《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全元戏曲》、《全明文》、《全明诗》以及《清文海》等10部断代诗文总集。这项由全国高校古委会规划组织的大型古籍整理工程, 有系统、有目的的把自汉至清各代的主要诗文都囊括进来, 是研究中国古代各个时期历史、文化的重要基础典籍。

丛书系列:整理出版有《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古逸丛书三编》、《新编诸子集成》、《祖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理学丛书》、《年谱丛刊》、《中国地方志集成》、《中医古籍珍本集成》、《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以及《中国兵书集成》等。这些丛书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是从事相关研究必须阅读的基本典籍。

文学系列:诗、词、文是文学类古籍的核心, 经过改革开放40年来的整理, 已经形成了系列作品。就诗而言, 已经整理出版了《诗经》、《楚辞》、《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诗》、《全唐诗补编》、《全唐诗外编》、《全五代诗》、《全宋诗》、《全宋诗订补》、《宋诗钞》、《全辽金诗》、《全金诗》、《全元诗》以及《全明诗》, 从先秦到明代, 诗的发展源流渐清。就词而言, 已经整理出版的有《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宋词补辑》、《全金元词》、《全明词》、《全明词补编》以及《全清词》等, 由唐到清, 词的发展及变化一目了然。就文而言, 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整理开始, 《全唐文》、《全宋文》、《全辽文》、《全元文》以及《全明文》等陆续整理出版, 部秩庞大, 一代文章尽现其中。另外, 散曲已经整理出版了《全元散曲》、《全明散曲》以及《全清散曲》;赋类有《全汉赋》与《全魏晋赋校注》的整理出版;小说则有《古本小说集成》及《古本小说丛刊》的整理出版等。

史学系列: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会要体、史料笔记等, 多个体系的古籍都被整理出来, 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纪传体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整理出来的系列古籍, 是最具标志性的古籍整理成果。改革开放后, 完成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重印, 而且启动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编年体的《春秋》、《左传》、《汉纪》、《后汉纪》、《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续资治通鉴》以及《明通鉴》等, 都被整理出来, 形成编年体系列。纪事本末体的《左传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以及《明史纪事本末》等全部整理出来, 汇编为《历代纪事本末》。另外, 还有白话精评《历代纪事本末丛书》出版。会要体的《春秋会要》、《秦会要》、《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唐会要》、《五代会要》、《宋会要》、《明会典》以及《清会典》等, 也被整理出版, 形成历代会要系列。史料笔记系列则整理出版了《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以及《清代史料笔记丛刊》等。此外, 还有《通典》、《通志》与《文献通考》等“三通”系列, 或标点、或注释、或影印, 呈现在世人面前。史学系列古籍的整理出版, 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 直接推动了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弘扬。

重大古籍整理出版形成系列。譬如, 《中华大藏经》、《道藏》与《儒藏》的整理和陆续出版, 形成了具有极高历史和文物价值的儒、释、道系列古籍图书。各类大型出土文献的整理, 已成规模和体系。例如, 俄藏、英藏、法藏敦煌文献, 吐鲁番出土文书系列,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本, 俄藏黑水城文献;《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中国藏西夏文献》、《天水放马滩秦简》、《居延新简》、《敦煌汉简》、《郭店楚墓竹简》、《张家山汉墓竹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以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等大量简牍, 陆续整理出版。少数民族古籍、农学古籍、中医古籍、旧方志的整理呈现系统性和系列性的特点, 如《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中国农学珍本丛刊》、《历代珍稀版医籍丛书》以及《中国地方志集成》等。

古籍整理系列化不仅表现在大型古籍整理项目上, 即使对某一朝代、某一地区、某一作家、某一流派的文献整理, 也呈现出系列性。如“三苏”系列, 包括苏轼的《苏轼诗集》、《苏轼文集》、《苏轼词》、《苏轼资料汇编》、《苏轼年谱》、《苏轼词集编年校注》、《东坡志林》以及《宋刊足本施顾注东坡先生诗》等, 苏洵和苏辙的《嘉祐集》、《苏辙集》以及《龙川略志·龙川别志》等, 苏门六君子的《黄山谷诗注》、《张耒集》、《后山诗注补笺》、《秦观资料汇编》、《晁补之集》、《淮海居士长短句》、《预章黄先生词》以及《晁氏琴趣外编》等[17]。

改革开放40年来, 文、史、哲、语言文字、少数民族、中医、农业、综合等古代文献都有比较系统而全面地整理本问世, 系列整齐, 源流渐清。这样一些系列古籍图书的出版, 充分展示了当今中国古籍整理的实力和水平。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努力, 古籍整理已经“逐渐理出了一个学科、一个门类发展的脉络与轮廓”[18] (P206) , 无论是学术价值还是社会意义, 都不可低估。

(二) 古籍今译成果显著, 古籍整理惠及大众

1981年, 中共中央在《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中明确提出, 古籍整理“要有今译, 争取做到能读报纸的人多数都能看懂”[4] (P1) 。在此号召下, 古籍今译成为改革开放40年古籍整理的一大趋势, 一度成为热点, 引起诸多讨论。

古籍今译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古籍整理活动, 也是一项富有社会意义的文化传播活动。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古籍今译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有系统;二是部头大;三是理论探讨热烈。所谓有系统, 是指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古籍今译都不是单本出版, 而是成批出版, 有一辑、二辑甚至三辑、四辑, 每辑少则三五本, 多则几十本、上百本, 构成系列。譬如, 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 采用选译和选注的方式, 以诗、词、赋、散文、小说、戏剧、笔记、书信、日记、故事等不同文体分类, 按系列分册出版, 成为颇有影响的古典文学作品选本。再如, 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精选古代经、史、子、集名著50种, 以全注全译形式整理出版, 被认为是众多古籍今译图书中质量较高的一套。岳麓书社编辑、出版的《古典名著普及文库》, 收录有代表性的中国古典名著50余种, 以小号简体字编排, 便于阅读。全国高校古委会组织古籍整理专家用近十年时间编写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2011年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该套丛书精选从先秦到晚清的134部文史名著进行注释、翻译和解题, 每部书都由提要、原文、注释、译文四部分组成, 对普及传统文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另外, 还有《中华古籍译注丛书》等系列今译著作。所谓部头大, 是指那些卷帙浩繁、古奥难懂的大部头古籍也有今译。如《十三经译注》、《四书五经全注全译》、《二十四史全译》以及《白话资治通鉴》等译作, 皆卷帙庞大, 体量可观。所谓理论探讨热烈, 是指改革开放40年来, 随着“古籍今译热”的出现, 今译古籍出现了诸多问题, 学术界、出版界围绕古籍今译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展开了热烈讨论, 在古籍今译的目的和意义方面, 人们普遍认为今译具有普及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族文化素养的社会意义;在古籍今译的原则方面, 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今译必须遵循信、达、雅的原则, 并要把“信”放在首位;在今译的方法方面, 大多数学者主张以直译为主, 直译与意译并用, 提倡注译结合、译文与原文结合, 要精选优秀古籍进行翻译;今译者要具备深厚的学养。与此同时, 专家学者认识到古籍今译的局限性, 承认很多古籍的内容尚无法正确今译[19]。这些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为今后建构系统的古籍今译理论和方法论体系准备了必要先决条件。

古籍今译为普通读者提供了可供了解传统文化的基本读本, 较好地解决了古籍的普及问题, 这是改革开放40年来古籍整理的重大成就之一。“古籍今译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 因为其中涉及古代汉语、古代典章制度、文化常识等内容, 整理难度极高, 这也对古籍整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古籍今译仍将成为古籍整理的热点和焦点所在”[20]。

(三) 古籍整理走出国门, 域外汉籍影印回国

改革开放40年来, 古籍整理的又一个新趋势就是加快了古籍整理出版“走出去”和“引回来”的步伐。中国古籍“走出去”, 按柳斌杰的说法就是“积极将中国优秀典籍翻译成外国文字, 提高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中的话语权”[21]。为此, 1995年由新闻出版总署直接筹划并组织实施立项的《大中华文库》, 是国家“九五”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跨世纪重大工程, 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全面、系统地向世界翻译介绍中国文化典籍的大型系列丛书, 同时还是一种全新的古籍整理样式。该《文库》精选中国古代代表性最强、影响力最大的典籍100余种, 精心点校整理, 首先译成流畅、准确、典雅的白话文, 然后组织不同专业的中外专家译成英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等, 其目的是要把整理本的经典性、白话译本的准确性和外文译本的权威性集于一体, 向国外传播中国古代文化和思想, 让世界了解和认识中国。该《文库》现已全部出齐, 受到海内外读者和学术界、出版界的广泛关注。另外, 改革开放40年来, 中医古籍英译也成为一股潮流, 超过30余部中医古籍译成外文[22], 把中医文化介绍到国外。这些都是古籍整理适应全球化时代的要求, 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大举措。

祖国古籍“引回来”, 是改革开放40年来古籍整理的又一新趋势。由于种种原因, 众多中国古籍流散海外, “据粗略统计, 战时流失日本的古籍至少有300万册;美国国会图书馆中的中国古籍有60余万册, 其中善本书2000余种、地方志2938部、少数民族古籍3600余种;英法掠走的珍贵敦煌文书不计其数”[21]。有鉴于此, 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特别强调要把流散海外的古代文献引流回国, 并在国家层面组织实施了“流失海外中国古籍回归工程”。于是, 整理出版存藏海外的祖国古籍被提到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日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流失海外的汉籍整理、出版成为新时期古籍整理出版的一大热点。改革开放40年来, 流落海外的珍稀文献陆续整理出版。例如, 《英国所藏甲骨文》、《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藏甲骨文字》、《俄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黑水城文献》、《俄藏敦煌艺术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汉籍影印丛书》、《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汇刊》、《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日本藏祖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以及《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等, 都是这一时期整理出版的重要成果。中华典籍在历尽劫波后, 终于坠典回归, 虽吉光片羽, 却弥足珍贵。此外, 《域外汉籍珍本文库》是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工程项目, 旨在对域外汉籍进行完整而系统的整理, 遴选孤本和善本, 借此准确把握汉文古籍在域外流传、佚散、收藏、保存的基本状况。2008年, 出版第一辑, 此后5年内按计划影印800册, 2000余种。据安平秋介绍, “日本宫内厅藏68种宋元版汉籍的影印本即将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日本国会图书馆、内阁文库 (国立公文书馆) 藏本的影印工作也已经完成, 今后逐步扩大日本各藏书机构汉籍影印工作。此外, 《美国图书馆藏宋元版汉籍图录》即将出版, 也是由我们主持的团队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外所藏汉籍善本丛刊》正在有序进行”[23]。祖国古籍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独特存在和重要媒介, 改革开放40年来, “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典籍交流已被国家高度重视”[24]。由此可见, 域外汉籍的整理出版势必成为将来古籍整理出版的重头戏。

(四) 古籍整理不断规范, 整理标准逐渐确立

随着改革开放40年来古籍整理事业的不断发展, 古籍整理案例的不断积累, 古籍整理的规范和标准逐渐引起人们关注, 一些涉及古籍整理规范与标准的著述出现, 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古籍整理的新趋势和新动向。

为了避免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的混乱, 从1980年代初起, 就不断有古籍整理工作者总结一些古籍整理工作的经验及教训, 归纳出古籍整理的通例, 意欲成为古籍整理的一种规范或标准。例如, 程毅中的《古籍校勘释例》, 归纳出古籍校勘的一些通则, 诸如校勘之前版本的比较与选择、严格区分校勘与考证的界限、何时出校记、何时不出校记、校勘记的位置与写法、校勘改字的原则等[25], 罗列古籍整理例证, 条分缕析, 言之有物, 实际上就是为古籍校勘立则。与此同时, 具有古籍整理与出版丰富经验的中华书局, 也开始对古籍整理的规范化给予关注。1991年, 赵守俨与程毅中、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等一起商讨, “拟根据不同的专题, 分头撰写出当今古籍整理的各种体例细则”[26] (P307) , 旨在为古籍整理树立标准、建立规范, 防止粗制滥造。2011年, 许逸民出版《古籍整理释例》一书, 为古籍整理工作者提供了一个明确、具体、可供参考的操作规范。书中涉及古籍整理规范和标准的内容有古籍标点释例、校勘释例、注释释例、今译释例、辑佚释例、索引释例、影印释例等, 另有“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标点分段办法举例”、“校勘记撰写细则举例”、“专名线、书名线使用细则举例”、“古籍影印出版的规范问题”等[26]。许逸民长期致力于古籍整理工作, 书中所提示的操作规范都靠大量例证来说明, 他所归纳的古籍整理通则和规范, 是百年来古籍整理历史经验积淀的结果, 也是古籍整理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从实践向理论和方法提升的结果。

几乎同时, 中国行业部门古籍整理的规范也在逐渐确立。以中医古籍整理规范的建立为例, 21世纪以来, 随着大量中医古籍不断被整理出版, 整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逐渐积累起来, 引起人们的重视。为了进一步消除中医古籍整理中出现的问题, 提高中医古籍整理的质量,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政策法规与监督司于2007年设立中医古籍整理标准化项目, 研究中医古籍整理与出版的基本规范, 旨在为中医古籍整理与出版提供一个基本标准。经过多年努力, 中华中医药学会编纂了首部指导中医古籍整理出版的规范标准《中医古籍整理规范》。该《规范》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医古籍整理经验的积累, 内容包括校勘规范、标点规范、注释规范、今译规范、辑佚规范、评述规范、影印规范、汇编规范、索引规范、编排规范等10个部分。其中, 根据不同的整理要求, 设立不同的规范和标准。比如, “校勘规范”, 规定了中医古籍整理中校勘的基本术语、一般程序、校勘内容与方法、出校原则、校勘记的撰写原则、点校说明的撰写要求等, 并列举例证以说明问题[27] (P1—8) , 简洁明了, 一目了然。再如, “今译规范”, 在原则上, 规定“以直译为主”, “译文力求信、达、雅”;在具体方法上, “今译方法可概括为‘留 (保留) ’、‘对 (对应) ’、‘换 (替换) ’、‘补 (补充) ’、‘删 (删除) ’、‘调 (调整) ’”, 并列举例证来说明何为留、对、换、补、删、调, 直观且可以遵循[27] (P19—25) 。该《规范》使中医古籍整理与出版有了可以操作的标准, 避免了中医古籍整理用语矛盾、版本混乱等问题, 有效保证了古籍整理的质量, 同时也说明中国中医古籍整理已经逐渐进入规范化的阶段, 为其他专科类古籍整理树立了标杆, 引领专科类古籍整理逐步走向规范化和标准化。

虽然改革开放40年来古籍整理不断走向规范, 且有了可以依据的基本标准, 但正如许逸民所指出的:“古籍整理作为一个新兴学科, 其理论和规范尚处在逐渐发展成熟过程之中, 目前尤须众多的学者投身其间, 进行多方面的探索, 总结经验, 归纳提高, 逐步确立古籍整理的一整套完善的规范。”[26] (P308)

(五) 古籍整理方式多样, 古籍数字化不断创新

“整理方式的多样化是社会进步赋予的时代特色。”[20]复制影印、校勘、标点、注释、考订等, 都是民国以来古籍整理普遍采用的常规方式。这种常规方式在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古籍整理中虽继续沿用, 但得到不断改进, 推陈出新。譬如, 古籍今注、今译、注译结合, 全集、总集、合集及资料汇编, 以及绘图本整理样式等, 都是以前较少使用的整理方式。任乃强的《华阳国志补校图注》采用校勘、辑补、标点、注释、附论、绘图相结合的方式整理《华阳国志》, 其中的“附论”和“绘图”就是很大的创新, 书中把考订详密、论述较长的注文附于书后, 成为专题论文, 恰切地把注与论结合起来。由于《华阳国志》最精彩之处在地志, 为了更清晰了解西南历史地理, 整理者根据自身对《华阳国志》及西南历史地理的谙熟, 绘出地图19幅, 插入书中, 图文互参, 极便利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贯通历史文献、出土材料和实地情形, 把校、补、点、注、论、图结合起来, 在古籍整理和文献研究上极具创新价值和意义。有些整理成果还突破语言限制, 吸收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利用外文文献进行校注, 这更是之前所没有过的。如季羡林的《大唐西域记校注》, 校勘方面参照国内外不同版本, 包括外国学者的整理本, 但校勘远比国外学者详尽;注释方面大量利用了国外学者整理《大唐西域记》的成果, 但又指出外国研究的不足和错误, 更为精详。书中附录的书目不下500种, 其中主要都是外文书。书中对“窣利”及其文字的两条注释, 就引用了十余种外文论著和资料, 说明这一地区和民族的起源、语源、文字的流变等, 不啻是一篇有关“窣利” (粟特) 的研究论文。这种集合中外学者研究成果, 利用外文进行古籍整理的尝试, 无疑是方式和方法上的创新。

随着现代科技手段的进步, 借助于新技术, 出现了古籍整理的新方式, 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高保真复制手段在古籍整理中的运用。2002年启动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 利用现代高仿真影印手段, 悉数保留原有的题跋、批校、印鉴等, 采用仿真原大影印, 对1300余种珍贵善本进行复原, 装帧方式也一如古书原貌, 把古籍的文物性与艺术性有机统一起来, 让珍本古籍可以本来面目示人, 实现了“继绝存真, 传本扬学”的目的。再如, 《清文海》采用的是底本影印的方式, 底本、标点、校勘一同影印, 避免了排印出版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错误, 是古籍整理新方式的有益尝试。前面提到的《大中华文库》, 是新时期汉籍外译的代表, 而“外译”显然是新时代所赋予的古籍整理新方法[20]。随着古籍整理的深入, 会有更多的古籍整理新方式出现。不断创新的古籍整理新方法, 必将有利于古籍的修复和保护。

改革开放40年来, 古籍整理最不同于以前的样态就是古籍数字化。数字化技术的普遍使用体现了古籍整理方式变革的新趋势, 这是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新时期古籍数字化对古籍整理的影响日趋增大, 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就古籍数字化的实践来讲, 数字化技术为古籍整理提供了新的条件, 使一系列数据库的建设成为可能, 这不仅使古籍整理的成果以数字化的方式呈现出来, 而且实现了资料检索与查询的便捷;就古籍数字化的理论来讲, 古籍数字化的技术问题, 古籍字库的国家标准问题, 古籍数字化的开发战略等, 都成为学术界、出版界、科技界讨论的重要对象。可以这样说, 现代信息技术出现及其迅猛发展, 改变了文字的载录和传播方式, 为古籍保存、传播及使用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手段, 它使古籍的传播速度迅速加快、使用效率大大提高。古籍数字化对于学术研究、古籍在公共文化领域的广泛传播以及弘扬传统文化都具有划时代的价值与意义。为此,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明确指出, 在古籍整理过程中要使用现代科技手段, “加速推进古籍整理出版数字化;加快推进‘中华古籍数据库’等重大项目的建设”[21]。可以预见, 数字化技术与古籍整理的结合在未来会越来越紧密。

三、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40年来, 古籍整理成绩斐然, 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毋庸讳言, 既往的古籍整理也存在很多问题, 需要在以后的工作中加以避免和纠正。

其一, 古籍整理重复现象严重。重复整理古籍, 表现在各个领域, 尤以文学古籍重复整理的问题最多。杨牧之等整理了一个材料, 发现“以丛书形式出版的古旧小说多达50多种”。“甲以大的概念搞一套丛书, 乙又以小的概念立一套丛书, 比如, 古典文学丛书有了, 再搞一个古典小说丛书, 古典小说名目有了, 又设一个笔记体小说、话本小说, 笔记体小说下又有分朝代的笔记小说。一个古典小说就搞出十套、二十套丛书来。此外, 还有以小说内容为类 (言情、神怪、轶闻、人物等) 组织的丛书, 有按文体 (文言、白话) 组织的丛书, 有按版本组织的丛书, 不一而足”[18] (P213)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四大古典小说就有上百种版本, 前后相因, 没有新意。“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1995年底, 全国以各种不同形式出版的‘四大名著’已达近百个版本之多, 虽然形式多种多样 (如标点本、插图本、豪华珍藏本、评点本、袖珍本、节选本、改写本、绘图改编本) , 但绝大多数是在低水平层次上重复出版的标点排印本”[28]。其他如唐宋八我们等著名学者的文集、先秦诸子的今译等, 重复出版现象相当严重。

中医古籍也存在严重的低水平重复校注现象, 如宋人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一书, 改革开放以来就有10余个校注本, 但水平都没有超出1922年的张山雷笺正本和1991年的张灿玾校注本。以至于有人指出“低水平重复校注在当前中医古籍整理中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29]。

影印古籍中也有重复影印的现象, 且采用了很多劣本, “已经有好的、公认的古籍整理本, 还要影印错误多、价值不大又没有进行加工整理的版本”[18] (P214) 。古籍今译中重复翻译的现象也很严重。一部书有多种译本, 陈陈相因, 各类诗词鉴赏辞典也存在内容重复的问题。正所谓“古籍今译一哄而起, 鉴赏辞典互相抄袭”[30], 乱相不止。

总之, “现在的古籍出版物中, 无价值重复的品种, 大而无当的大项目太多, 看起来很繁荣, 其实真正有贡献的东西并不多”[31]。这种“伪整理”现象在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古籍整理中较为普遍。

其二, 古籍整理粗制滥造现象严重。这在两个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古籍影印和古籍今译。“古籍影印中的问题越来越多, 越来越严重”, 问题主要有这么几点:一是“对原书漫漶之处不作描修, 也不会描修, 缺页缺字不作配补, 也不懂配补, 加上印制粗糙, 字迹不清, 这样的影印书无法使用”。二是“不认真选择底本, 不作任何加工, 有的既无出版说明, 又没有新编目录, 更有甚者, 一部影印书, 拼版之后, 连总页码也没有编”[18] (P214) 。“现在的古籍今注今译, 做得太滥, 质量太差”[31]。古籍今译的错误尤其明显, “古籍今译中的错误不但数量多, 错误程度比较严重, 而且还会产生深远的不良后果”。“有些古籍图书的整理质量不高, 特别是一些今注今译的图书, 贪大求快, 动辄几百万上千万字, 且又成于众手, 时间仓促, 译注的质量较差, 甚至错漏很多”[32]。“所以有人说:‘今译出, 古籍亡, 文化灭’”[33]。虽然耸人听闻, 但却说明古籍今译问题的严重性。

除古籍影印与古籍今译出现的问题较为严重外, 其他古籍整理质量低劣的现象也在在多有, 版本、校勘、标点、注释错误百出, 错谬遍地, 不忍卒读, 尤其是那些号称是“经典名著”、“传世珍藏”的大型套书, 多数都存在着“图书内容上多为拼凑而成, 校注水平很低且文字差错甚多”的现象[34]。还有一些专业类古籍, 诸如古代农书、医书的整理, 因为整理者缺乏相关知识而贻笑大方的事例也经常出现。总之, 改革开放40年来, “经济利益的驱动力将古籍 (整理) 出版迅速地推向市场调控的轨道。选题重复、内容庸俗、粗制滥造等弊端日渐显露, 导致古籍出版出现了一些盲目、混乱和质量低下的不良现象”[35]。

其三, 选题庸俗化倾向比较明显。有关言情小说、阴阳五行、星象占卜、帝王秘闻、后妃私事的古籍被整理出来, 把糟粕当精华, 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沉渣泛起。“在选题上, 有些古籍图书把关不严, 抉择不精, 出版后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 如明清艳情小说出版过滥等, 有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现象”[32]。1995年全国古籍出版年会上, 就有人提出古籍整理选题的问题, “选题平庸, 有些古籍图书在选题上把关不严, 不分精华和糟粕, 其中有些书毫无价值, 有些甚至是有害的”[36]。这些古籍的整理出版无疑造成谬种流传, 贻害无穷。

其四, 古籍整理作品知识产权保护不力, 抄袭剽窃现象严重。古籍整理的形式很多, 诸如校勘、编目、标点、注释、笺证、辑佚、汇编、今译、影印等等, 不管哪种形式, 无不凝聚了整理者的心血和智慧。可是, 由于种种原因, 人们对古籍整理作品的保护意识普遍较弱。比如“二十四史”, 早有中华书局权威点校整理本, 但改革开放以来, 各种版本的“二十四史”纷纷出版, 其实绝大多数在标点上都是抄袭中华书局本。另外, 数字盗版更是严重, 经典古籍成盗版重灾区, 以至于“中华书局2000多种古籍整理图书, 30%被数字出版公司盗版”[37]。这种现象在1990年代尤其严重, 引起了学术界、出版界和法律界的重视, 人们纷纷呼吁加强古籍整理著作权的保护, 以使古籍整理在正常的轨道上前进。

其五, 民间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还远远不够。民间文献是指直接产生并保存在民间的文献, 是民众历史信息的物质反映和存留。这些文献大多散失在民间, 不为官方所重, 或以口头形式流传, 或以非主流的文字形体存在, 具有地域性、自发性、微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同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不同社会价值、文化价值。以文书、契约、收据、账本、谱牒、日记、书信等为主, 散落于于民间的这些文献, 数量大、分布广、易散失, 给文献的收集整理带来了很大困难及不便, 故而对它们的收集整理起步较晚, 未引起国家层面的足够重视。民间文献是了解民间社会的重要载体, 对民间文献进行收集、整理、保存和研究, 保留民众鲜活的生产、生活场景, 补充、完善和丰富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极具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

参考文献

[1]杨牧之.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回顾与展望[A].杨牧之.古籍整理与出版专家论古籍整理与出版[C].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8.

[2]霍文琦, 张凤娜.古籍整理:抢救汉字文化文化遗产的重要工程[N].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2-09-03.

[3]肖炎明.改革开放新时期古籍整理论析[D].河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6.

[4] 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A].杨牧之.古籍整理与出版专家论古籍整理与出版[C].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8.

[5]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恢复[N].人民日报, 1981-12-23.

[6]张效霞.医海探骊——中国医学史研究新视野[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 2012.

[7]第一届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A].杨忠.高校古籍整理十年[C].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1991.

[8]全国古籍整理规划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功在千秋的事业——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成就[M].北京:中华书局, 2003.

[9]古农.农业出版社召开农业古籍整理出版座谈会[A].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出版年鉴:1983[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

[10] 卫生部《关于下达1982-1990年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通知[J].中医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 1983 (1) .

[11]木舌.古籍整理四十年大事记[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1989 (5) .

[12] 吴肃民.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沈阳召开[J].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 1986 (161) .

[13] 杨忠.高校古籍整理十年[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1991.

[14] 沈锡麟.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综述[A].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出版年鉴:1983[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

[15]冯文礼.国家主导, 国家意志, 国家水平——《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编制综述[N].中国新闻出版报, 2012-11-12.

[16]安平秋.前言[A].辉煌十年——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成就[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17] 刘尚荣.中华书局”三苏”系列图书述评[J].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 1999 (6) .

[18] 杨牧之.古籍出版中的几个问题[A].杨牧之.古籍整理与出版专家论古籍整理与出版[C].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8.

[19]王珏.改革开放新时期古籍今译问题的论争及理论建构[J].郑州大学学报, 2016 (5) .

[20]周少川, 陈祺.百年古籍整理事业与古文献学的历史性发展[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 2011 (4) .

[21]庄建.“十二五”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五大工程确定[N].光明日报, 2011-03-30.

[22] 邱朸.中医古籍英译历史的初步研究[D].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2011.

[23]杜羽.典籍耀故邦, 学术惠四海——访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安平秋[J].光明日报, 2012-05-15.

[24]毛瑞方.中国古籍与古文献学的涉外问题[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2017 (3) .

[25] 程毅中.古籍校勘释例[J].书品, 1991 (4) .

[26]许逸民.古籍整理释例[M].北京:中华书局, 2011.

[27]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古籍整理规范[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2.

[28] 金良年.试析四大古典小说重复出版及其治理对策[J].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 1996 (312) .

[29]王尊旺.中医古籍重复整理问题刍议[J].中医文献杂志, 2017 (3) .

[30] 固班.深化改革, 落实规划——全国古籍出版座谈会综述[J].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 1993 (270) .

[31] 金良年.面临新世纪的古籍出版业[J].古籍新书目, 2000 (125) .

[32] 1994年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座谈会纪要[J].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 1994 (288) .

[33] 方长.宁可慢些, 但要好些——九种大型古籍今译图书质量检查报道读后[J].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 1994 (287) .

[34] 马建农.对古籍出版发行工作的一点思考[J].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 2001 (369) .

[35]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座谈会纪要 (上) :蒋寅发言[J].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 2000 (350) .

[36] 孙洪军.1995年全国古籍出版年会纪要[J].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 1995 (298) .

[37]韩亚栋.古籍整理遭盗版, 善本变劣本[N].北京日报, 2012-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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